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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造反派拆掉刘少奇的电话

中南海造反派拆掉刘少奇的电话

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先是揪出《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大家以为无非是一个“反动知识分子”,接着扩大到“三家村”,地位最高的邓拓也不过是是北京市委排名不靠前的书记处书记,接着彭罗陆杨一锅端那可个个都是党政军的要员。这已经让人震惊,四位领导人都曾经是毛泽东的爱将,彭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仅次于邓小平的二把手,有“反修英雄”之美誉;罗瑞卿大将虽然比元帅低一级却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几位都是对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身体力行的,他们成为敌人让人无比惊愕。而参与并多次主持批判这几位“敌人”的刘少奇也在1966年8月登上天安门时突然从名列第二到第八。从普通老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此时都明白,只有毛泽东能主宰他的命运。

面对如此态势,刘少奇多次想与毛泽东解释,但毛泽东始终没有给他机会。直到1967年1月13日深夜,两个主席终于见面了。刘少奇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他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职问题,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事,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毛泽东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保重身体”的关心给刘少奇的感觉是自己不会成为敌人,但各地批判的调门在升温,尤其反革命文痞戚本禹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更是宣判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没几天中南海里的造反派便冲进刘少奇居住的庭院,并扬言要冲办公室。这些中南海里的普通工作人员和后勤职工对刘少奇的家十分熟悉。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连窗户上都不放过。他们甚至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挨斗。刘少奇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仍坚持反动立场,于是宣布拆除刘少奇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刘少奇这回沉不住气了,他挡住造反派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拆,也无权拆!”中南海造反派根本不把已威信扫地的刘少奇放在眼里,粗暴地将刘少奇家的专用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无法用电话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他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

    1967年7月13日,刘少奇文革初期曾蹲过点的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写的“认罪书”不过关,派出几百人在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各种各样“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刘少奇从中南海滚出去”、“中南海不允许反动分子居住”……的大字报、大横幅、大标语贴满了中南海红墙上。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连续发出了几封勒令他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牒。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纷纷响应,派出人马去中南海西门向“八一战斗团”表示声援。

    当时的中南海其它四个门,很快也围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机关、工厂的造反派。他们架起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牒。晚上,造反派们扯起了无数个大灯泡,把中南海围墙外照得如同白昼。学生和职工组成一个个方队,轮番高唱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7月18日零时,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部份成员在中南海西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向各界群众广泛分发了揪刘《绝良誓词》。《绝良誓词》称: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这天晚上,200多个造反团体,二十多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中南海墙外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动地。围观的居民有几十万,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交通全部中断,几十个高音喇叭同时发出呐喊,半个北京城都能听见。中南海西门派出了大量解放军把守,造反派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言语。他们手挽手,面对浩瀚的人海顽强堵着大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揪刘火线”。

处于解放军严密保卫下的刘少奇夫妇,日子过得也不轻松。中南海院内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动数百人将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的上百本笔记本,试图搜集到刘少奇反毛泽东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造反派轮番对刘少奇进行审问,刘少奇不得反驳,只能低头认罪。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折磨得面色苍白,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绢想擦拭汗水时,被造反群众狠狠一拳,将手绢打落在地。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子女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不得离开半步。

此时的刘少奇会不会记起1955年他说过:“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打击、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那还不容易,把谁打为敌人不久成了法律不能保护的对象了吗?此时的刘少奇既然成为敌人,不就成了被约束、打击、消灭的人了吗?1958年,作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我看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律。”如今少奇同志终于尝到人治的滋味了。

(本文摘自1996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50万字,由金汕与方正、孟固、陈义风合作完成,本博客已经发出一部分,今后将陆续登载,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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