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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张爱玲”的真实性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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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96岁的北京老作家梅娘去世,在文坛引起一些记忆。梅娘最大的热点是“南玲北梅”,也就是40年代女作家南方属张爱玲,北方属梅娘。但炒归炒,文学界和读者并未接受这一评判,这件事情梅娘其实是无辜的,倒是个别很喜欢以此捞钱并总和日本文学界借交流美化沦陷区的无良“学者”做了推手,而且为了扩大发行量捞钱至今喋喋不休地鼓吹“南玲北梅”。

梅娘这位活了96岁的老人一生坎坷,饱经磨难,她幼年丧母,青年丧夫,中年失去儿子,人生的三大不幸她都痛苦地承受了。好在自小坎坷的经历与冷膜的家庭环境使她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独特的阅历,孤独、内向与敏感又造成她在文学上的情愫。她16岁高中毕业时在国文老师孙晓野的推荐下,出版了《小姐集》,在当时的出版与印刷条件下,是一个真正的神童奇迹。青年时代她与柳龙光结合,新婚不久的这对伉俪一同回到北京,梅娘任《妇女杂志》编辑,柳龙光担任武德报社编辑长。在沦陷的北京,她完成了水族系列小说《一个蚌》、《鱼》、《蟹》三部曲。梅娘的三部曲在半年内便印了8版。她的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小妇人》及短篇《黄昏之献》《春到人间》都是当时的名篇。1948年丈夫柳龙光去台湾,不幸的是意外遇到海难沉船,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梅娘历史上也有污点,她在1943年和1944年两度获得的日本侵略者颁发的“大东亚文学奖”,她的丈夫柳龙光曾经供职日伪报纸《武德报》,尽管梅娘说过他是中共地下党,但始终没有得到组织的证实。如果真有这个神圣的使命,也希望家属趁寥寥无几的当事人在世尽快给个说法。

梅娘作为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而领取“大东亚文学奖”也是极端错误的。尽管在侵略者恐怖的氛围中有难以抗拒的一面,但那时毕竟有不少作家艺术家坚决不给日寇这个脸。

而作为女人,梅娘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解放后梅娘当过中学教员,1951年又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她从来没有过上清静日子,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批判。1957年,本已如惊弓之鸟、唯唯诺诺的梅娘又被凑名额凑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开除公职,送劳改农场。服刑期间,她最挂念的是三个孩子,她每月收入十几元,只能以窝头、咸菜为主要食品,再挤出10元赡养3个孩子。她尽管得到同情她的人偷偷的帮助,但10元钱怎么也供不起3个孩子上学,她只能狠心含泪把二女儿送到救济院。后来她在狱中得知,二女儿因为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和照顾,不幸病死在救济院里,她多少个夜晚都彻夜难眠。4年后梅娘解除劳教,她成了无业人员。她要养活一个3口之家,这位当年的名女作家顾不得脸面与尊严了,她串过冰糖葫芦,当过保姆、搬运工、和泥搬砖,还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掏阻塞的下水道。她听到过居民的议论:“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干这么脏的活儿,八成是戴帽子的。”后来儿子不幸传染上急性肝炎,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疗费和营业,又不幸夭折了。生活的重压甚至不能让她在失去儿子时有喘息,她极为悲伤地告别了儿子的遗体又在恍惚中去掏脏水沟了……

直到改革开放,梅娘才有了正常人的生活,1978年也使梅娘的右派得到改正、公职得以恢复。70年代末,她又开始写散文和回忆,多半发在海外报刊上,但对自己的苦难与遭遇却没有触及。她悲凉地发现,搁笔几十年,当年的灵气与感觉已找不回来了,年龄与精神的磨难使她再也写不出长篇巨作,虽然她的经历较之20多岁时已丰富了多少倍。

1995年,20世纪最有魅力的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的寓所中猝死,这位才女更被中国众多读者膜拜。此时,一个“南玲北梅”的传说在媒体被爆炒,死了张爱玲还有个活着的张爱玲,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是多大的福音啊!当初我也在某个无良“学者”的鼓噪下去采访了梅娘,我感到老人还是挺善良的,她被某个亲日的所谓专家所蒙蔽,任这个人打扮,很愧疚的是我也信以为真,未经调查写过“南玲北梅”的文章。后来这位无良“学者”竟然大量剽窃一位留日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并利用他的职务威胁下属,我才知道这个事件的复杂性。2006年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刘琼的文章,方知“南玲北梅”的推手实在无聊。

听说梅娘的文集即将出版,但千万不要打出“南玲北梅”的旗号,那样会让读者反感,对梅娘本人也不严肃。虽然有个别走到哪里捞到哪里的幕后推手仍不遗余力地重复,但梅娘就是梅娘,不搞噱头也是个不错的作家。

 附:从南玲北梅说起

(《人民日报》2006年03月17日 第十四版)

                                      刘琼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出版社及媒体热炒一个东北华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梅娘。从“南玲北梅”说到大东亚文学奖,从悲天悯人说到“八十年的坚韧歌唱”,其中表现出的热情令人莫名。

比如在2005年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梅娘写道:“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杂志联合做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该书出版后,媒体“如获至宝”,“北梅”刹那间炒得沸沸扬扬。

让真相穿透时间的迷雾,让历史恢复记忆,理所应当。然而,在钩沉与怀旧占据媒体话语权时,一定要保持学术理智,以客观存在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虚构的陷阱。

其实,早有学者对作家在该书中一些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一是所谓“南玲”张爱玲,1942年时尚未成名甚至还不是一个作家;二是《宇宙风》杂志不是沦陷区杂志,不大可能调查沦陷区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此外,学者止庵还提出,“核查1942年至1946年的《宇宙风》杂志,均无相关内容。”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是否存在“南玲北梅”这一说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件事到底出处何在,从事研究者只要稍下功夫,并不难考。可惜,学者理性的声音,淹没在商业化的炒作里。

如果说关于“南玲北梅”的疑问至多关涉个人小节,那么,梅娘对于其在1943年和1944年两度获得的大东亚文学奖的解释以及对其丈夫身份的描述,已经关涉民族历史的大义。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可能日帝已明白了当时军事上的败相,用老百姓认可的书来缓和一下情绪吧!”历史并不遥远,这一奖项的殖民文化性质早有定论,却突然冒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令人惊讶。

冷静回顾这次针对作家梅娘的热炒,大众传媒仿佛是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传播原则:对原始事实尤其是当事人口述事件加以核实的求是精神。作为一个作家,回忆得不准确,或者拿一些证据不确凿的民间说法粉饰自己不算新鲜事。关键是,面对大东亚文学奖的刻意装扮以及梅娘丈夫柳龙光供职的日伪报纸《武德报》性质的模糊,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究其原因,无非是浮躁、不专业和急功近利作祟。浮躁使传媒不再下功夫做基本的采访调查。不专业包括两方面,一是编辑业务能力薄弱;一是许多出版社跨行业出书,专业背景不够。急功近利,以揭秘和猎奇迎合市场需求,不问青红皂白地炒作,利用占有的话语权,传播不准确的历史事件,在以讹传讹中渐渐篡改了历史的真相,是视听混淆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历史不能任意打扮,真相终会水落石出。强调考证史实,决不是本本至上,而是强调求实精神和责任意识,否则,历史就会发生原则性的位移。因此,出版的双眼不能只看市场,还必须培育出版精神,这就是文化理想、社会效益和科学态度。鉴于此,当我们的嘴在传播、我们的手在复制某一历史事件时,愿我们思考的大脑也启动起来,多一点理智,避免因有意或无意的技术错误造成思想的谬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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