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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要再喊“换苏伟”

确实不要再喊鈥溁凰瘴扳

确实不要再喊“苏伟”

微博中有北京球迷问我,如果广东再来北京,是不是还用“换苏伟”来扰乱对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喊了。上一个赛季的“换苏伟”的确起到了作用,但那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首先是中国篮管中心要对北京主场痛下杀手,不惜以更换场地来阻止京骂。如果用同一尺度来阻止骂人也无可厚非,但骂人的群体不仅仅是京骂,也有粤骂、辽骂、沪骂……彼此彼此,都需要净化,而仅仅拿北京球迷开刀难以让人信服,尤其之前还有球场投掷杂物停赛几分钟导致战局逆转,篮管中心也没说要更换主场。在这种情势下北京球迷在赛场里突然发现“换苏伟”既不是骂人也扰乱对手同时还挺好玩儿,于是成为总决赛的保留口号。

   由于这一手好使,凡是广东队打客场, “换苏伟”便响彻体育馆。我作为球迷,看着苏伟在球场心事重重、在篮下自信心受损,真的觉得他很无辜。后来还得知,这个口号蔓延以来,苏伟日常的训练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包括家人朋友的感情都受到挫伤。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真是很痛苦。为此,广东队特意请来名医姒刚彦教授专门为苏伟进行开导,广东队希望他能用专业方法帮助苏伟尽快走出精神阴影。这的确是个问题了,大家更应该从对人的尊重甚至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角度出发,不要再让苏伟继续受伤害。

我作为球迷之所以不认同“换苏伟”流传,还觉得广东宏远和苏伟本人很大度,在五棵松体育馆失去冠军后,他们没有为老牌冠军的失足寻找理由,没有埋怨客场球迷营造的氛围,而很快向自己的对手发出祝贺。尤其苏伟对北京球迷的不计前嫌令人感佩,决赛后不久,有家广东当地报纸连篇累牍为宏远出气,先是让总经理刘宏疆大肆踩乎新冠军得主,后来这家媒体编造了苏伟路遇几个北京球迷对他“京骂”,他想直接动手把4个人一齐放翻,结果那四人完全被苏伟所震慑吓得连连道歉,苏伟被这家媒体塑造成揍骂人的英雄。没想到苏伟不领情,他不想按这家媒体的设置去做打斗勇士,反而在微博中揭露:“当时我在散步,三个在吃饭的球迷看到我后叫住我留了影,然后邀请我一起喝酒,我婉拒。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球迷遭遇球星合影的事件,作为媒体您说这种带有挑逗地域矛盾的言论是否有点不道德呢?”当时的北京球迷得知后也澄清此事:“事实是夺冠那夜一点左右我们在喝酒,看到苏伟走过去,我们大喊‘苏伟’,然后他回头走回来,我说一起喝点?苏伟说不能喝酒,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合影吧?苏伟说合影可以,完了我们再次邀请他喝酒他还是没去,最后我们给他加油,他说谢谢,整个过程很愉快,希望媒体能厚道不要乱说。”

这就是一场比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我花钱看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我得到了休息,我得到了快乐,我得到了健康,国家发展了体育产业,这才是体育精神。

一切成为过去,无论输与赢,都是球场的规律。而维护伟大的体育精神是更令人钦佩的。

不要再喊“换苏伟”!

 

              

        附:悲惨的篮球追寻者姚世仁         

 

姚世仁在中国篮球界是个有特色的评论家,当然,这个评论家是民间的,他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评审,没有任何头衔职称,也不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所以是草根评论家。他的篮球寻梦之路,既有与风车搏斗的盲动迷茫,也有篮球守望者的执着顽强,还有自我感觉良好为依托的自信心。他向我叙述了他半个世纪把篮球视为第二生命的甘苦,尽管他辞职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尽管他付出很多却报酬很少,但他丝毫不悔,他唯一带有悔意的一句话是:妻啊,请原谅我这个为篮球不顾家的“狂人”·····

 最近我得知这个篮球追梦人瘫痪了,我打电话过去,他的妻子说已经无法生活自理了。他接过电话,用完全含混不清的话语说:“我为篮球奋斗了一生,如今穷愁潦倒,没有工作,没有钱看病……我只有回忆过去,我希望有人能知道我的苦心,尽管最终是瘫痪在床。我希望在寂寞中有人和我聊聊篮球,你给我公布一下,我的电话025-86625379……”

幸好我和他谈过话,记录下他坎坷的一生,同时也替他后悔,有些做不到的事情不要不惜一切去做,他大病前为了出书花了2万5,其实留着钱防老治病比什么都重要!

 

确实不要再喊鈥溁凰瘴扳
姚世仁与70年代国家男篮队长黄频捷



人们都叫我篮球狂徒,我姚世仁同意!

我这个人似乎从小就爱幻想,就爱大胆作出非常人可以理解的举动。我1962年高中毕业,本可以上个大学。但那时我幻想当作家,并认为要像高尔基一样到底层上“社会大学”,于是就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一经实践谈何容易,那年头连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都写不出那个时代需要的“高大全”,更何况我这样的平凡之辈。这个幻想造成的抉择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同学目前大多是高工、教授,我60多岁还是个把档案放在社会上的都市飘泊者,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不拿国家工资发表几十万字的文章也很让我知足了。

幼稚的作家梦搁浅了。在家待业期间,我的一位同学鼓动我去打篮球。我突然发现人在篮球场上的感觉太好了,那么轻松,那么惬意,那么刺激。1964年我就把人生的目标定位在篮球上了。我想我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对篮球又越来越着迷,我可以在篮球理论上闯出条路子。那年我有幸得到一张国家队对南京军区的球票,当我看到马家驿的突破、郗国光的分球、滕大维的打篮下,使我眼界大开,也有了评论的欲望。我当天写了篇《评本届国家队》,给当地报刊送去,我多么希望我的观点能被篮球届评说,被千万球迷阅读。但我失望了。

1965年我才分配到南京造纸厂当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14元,我终于可以吃饱肚子去研究篮球了。我下班后就抱着球上篮球场,晚上挑灯撰写篮球论文。我是厂篮球队队员,我们是一支鱼腩部队,每场都输几十分,我常为此而感到难过,有时在梦中还觉得羞愧。有次和一个强队比赛我得了24分,高兴得至今不忘。我想,我还要有更远大的志向,21岁时我写了一篇《中国篮球发展战略的思考》,洋洋洒洒共1万多字,我引经据典,纵论中外,读起来很是得意,连自己也被感动了,我想若拿到中国篮球管理机构,肯定会有参考价值。我拿了刚发的16元工资,正好够买张车票(慢车)的钱,直奔北京,想为中国篮球献上真知灼见(当然是自我感觉)。但到国家体委门口被拦住,球类司的两位同志下来听我讲了一番,并收下稿子,他们显然没把我的意见当回事,但还是比较客气,并开了张证明,按上访人员到接济处给了我16元车票钱和和2元零花钱,我临走看了一下自小仰慕的天安门便匆匆登上回南京的列车,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上访处还派人跟我到永定门火车站,可能怕我是捣乱分子而逗留不走。我回到南京,报纸登出“5·16”通知,我终于明白“阶级斗争”的风声很紧,才使我按怀疑对象被跟踪。

1969年我找了位近郊的农村姑娘时盛英成了家,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太差,城里女孩儿不可能跟我这样一个穷工人受苦受难。婚后我依然钟情于写篮球论文,给国家体委乃至国务院寄去。我无暇去参与文革,就是一心想为中国篮球做出理论上的探讨。1975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工资35元,我爱人没有工作,4口人一天只有1块钱的生活费,我爱人说:“你成天这么写,一分钱也挣不到,你总得顾家啊!” 我没有听她的劝告,反而又想到北京去把我的篮球理论阐述一番,我爱人哭了,说这日子怎么过。我说:“如果我的理论被上面赏识,说不定还能把你们带到北京。”我知道这也是瞎说,要不怎么同意把养家的钱拿出来呢?

我终于找到篮球界的权威、球类司副司长、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代表中国男篮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牟作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阐述必须打紧逼才能发挥中国篮球快速灵活的特点,才能打败“帝修反” 的球队,老人家说美帝的球队才爱打紧逼,我们联防的传统不能丢,他和我辩论交谈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不死心,还想找机会继续向体委阐述我的篮球观点。可我口袋里没有住宿钱,当时北京正在修中国第一条地铁,我便在一个修地铁的工棚住了一晚。我又想去颐和园看看,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我决心省下几毛钱的公共汽车票钱,我从市内走了近50华里才到。玩儿完颐和园我全身像散了架子。我想,我是为阐述我的篮球见解而来,我还是要说服中国篮球界,我狠狠心花几毛钱坐车到国家体委找到篮球处,篮球处处长申恩禄说明天你再来谈吧,其实人家要走个程序,那年头都讲究外调,他们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厂调查我的情况,厂里领导说我不务正业,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想入非非,结果篮球处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见我了。我非常痛苦,为了中国的篮球事业,却报国无门。我依旧不死心,又找到国家体委科研处的原国家女篮中锋杨洁,她耐心听完我对中国篮球战术的看法,诚恳地说,你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你必须带出一支球队证明你的战术是先进的,可是无论国家队还是江苏队都不可能让你带,因为竞技运动不能不讲经历。我仍固执地说,如果交给我,我一定能带好。

1979年改革开放了,我又找到牟作云老先生,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一支专业篮球队,以实践我的篮球设想,牟老听完仍说,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我说最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一位不会游泳的教练却培养出游泳世界冠军,牟老说他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离开牟老家,他让他儿子送我出门,他儿子年龄和我算同代人,他劝我说,这并不是我父亲说了就能算的,你想,你没有打过专业队,哪个专业队会请你当教练啊? 你也应该更现实一些。我又举那个美国游泳教练的例子,他说人家成功并不意味着你也能成功啊。我终于明白,用“上访式”的办法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是不行了,我的确太幼稚了。

我想,我为篮球奋斗挣扎十几年,一事无成,妻子孩子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我不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需要再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我的写作能力自认为还是可以,我要让读者知道我的篮球理论。1981年,我赶到杭州去看全国男篮甲级联赛,我想看完再阐述我的观点。我用拔牙的两天病假赢得外出的时间,可因迷人的篮球超假一天,回工厂险些受到处分。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我又赶到上海去,仍然是用自己的几十元工资节衣缩食换来的。为此,我爱人又哭了,他说我们这三个孩子吃得苦、穿的差,你还有闲心去看篮球,把生活费都搭进去了。我对妻子说,我现在要投入,我早晚要用篮球给家里挣钱,我有一天会成为篮坛教练中的佼佼者或写篮球的大手笔。

1982年4月7日,对我来说是差点让我打滚的一天,我分析仅1米72高的宫鲁鸣组织进攻战胜波多黎各的论文《小个儿的绝招》在《体育报》上发表了,我拿着报纸恨不能跳到房顶上,我虽没有哭,可觉得比嚎啕大哭更刻骨铭心,我终于懂得范进中举为什么发疯了。我把《体育报》汇来的18元稿费让妻子看了,她流下了泪水,同时希望我能去挣大更多的钱。几个月以后,我又写了一篇《一颗脱颖而出篮坛新星》,文中预感到丛学娣将是中国女篮的核心,又发在《体育报》上。我把报读了十几遍,越读越得意,并感到我的篮球研究发展到这一步,我不能再安于当工人了,因为我有能力通过写稿挣钱了,1986年我大胆辞职,决心当个篮球自由撰稿人――尽管我也很想当个记者,但我总像中国足球一样点儿背,几度险些进报社和电视台,又因少了一张大专文凭而没有去成。我不灰心,还是勤奋地多写稿,我已经没有了工作,没有了退路,这使我更加迷恋于篮球评论。

篮球自由撰稿人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尴尬的一面。记者正规军一切差旅费都报销,我全部自掏腰包。从30多岁到60多岁,我北到东三省,南至广州城,一切采访都是从爱人做小生意的生活费中提取的,妻子为了我和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创收,她摆了个小摊,卖鸭血汤、凉粉,我则登着三轮帮她出车。妻子很能干,品种换得勤,手特别麻利,一个人连干带卖,常常一天卖十几个小时。她没有任何爱好和所求,只是一心想让我和孩子能过上安稳日子。我依然不安分,还是到处采访篮球,我写的稿费连差旅费都难以支付,为此妻子也没少和我吵架,但作为朴实的劳动妇女,她从来不记仇,并为我从来不因吵架打她而感到知足。我暗暗想,时盛英啊,我会用我的成功来报答你的。

这么多年,几乎所有国内的篮球联赛我都尽量赶去,要成为不落伍的篮球评论人,就必须随时掌握国内外篮球动态。我跑了十几个省市,从来没有买过硬卧,都是坐硬板,有时无座位站立7、8个小时。由于上厕所不方便,我练就了17、8个小时不上厕所的功能。我住过洗澡堂,在武汉住过1元钱一天的鸡毛店,我曾在车站过过夜,吃得最奢侈的是3元一碗的热汤面。生活上的清苦还可以咬牙,可“等外品” 的待遇使我更难过,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常被人奚落、被人另眼看待。有位教练在世界比赛中犯了指挥错误,我写了篇《 是教练挡住了胜利之路》登在一家体育报刊上,这位大牌教练从此见到我总是耿耿于怀,并托人梢话:“你还是做你的小生意去吧,你根本不是记者,你没资格写篮球评论!”(我这个小人物的辛酸也成为人家取笑的资本) 。还有些教练一看我不是报社的,怀疑我能否发表,不愿和我多罗嗦。也有位教练本来对我不错,后来他名气大了,见到我如同不曾相识一般。后来这位教练出国归来不得志,又让我写写他,我依然没有改变他是中国篮球界有作为的教练的看法,我觉得做为篮球评论人不能用个人恩怨来取代对一个教练的评价。当然,我也遇到一些支持我工作的教练,像70年代中国男篮头号明星黄频捷跟我长谈了几天,为我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资料,他得知我三个孩子有两个尚在待业深表同情,赞助我1000元,鼓励我为篮球多写文章,共同努力使篮球职业联赛与足球一样红火。曾带女篮获奥运会亚军的教练李亚光看到我的篮球见解,决定聘我担任四川青年队主教练,我高兴极了,我终于有实践我的篮球见解的机会,我每天只睡4、5个小时,写训练计划,找球员谈心,带球员训练,我准备大展宏图。但我发现球员并不和我一个想法,他们不理解我循序渐进的训练法,他们以为我这个业余球员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他们以为我很难用我的形体为他们做示范,我却坚信教练的好坏并不在于打球的资历,我又告诉他们,美国有位培养出世界游泳冠军的教练,队员庆贺胜利把他扔到游泳池,他差点淹死,因为他并不会游泳,这个例子难道还不生动、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你们难道还不能从中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吗?美国NBA的一些教练不是大牌球员出身,不照样指挥大明星吗?可我的理论仍不被理解,一个月后我被解聘了,我真替他们惋惜,如果给我几年时间,我会让这支球队成为中国的强队,可惜我这位篮球伯乐未被认可,我的损失事小,球队失去机会事大,我很感难过。但我仍感谢李亚光给我的机会。当不成教练,我仍要展示我现场指挥比赛的能力,我常常在联赛时赶到赛场,在球场边用我洪亮的嗓音指挥我喜欢的球队。有一次到唐山,为我的家乡江苏队“指挥”,我及时地用“突破”、“长传”、“远投”、“打篮下”、“防守”、“盯死她”、“传球”来点拨球员,结果江苏女篮胜了北京女篮,我认为与我的场外“指挥”有不少关系。我还把我的夫人带到球场,让她体验一下我的教练水平,她说我的喊声快把她的耳朵振聋了,而我“指挥”的球队总是取胜,我若当教练能不是个好教练吗?我在指挥球队和撰写论文两条路上左右逢源,我的成功得到不少篮球记者的提携帮助,他们不因我地位卑微而轻视我,像谢凯南、史明等都给我很大帮助。后来我在《体坛周报》、《中国体育报》、《球报》、《篮球》杂志、《体育天地》等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有关篮球的文章。我总算实现了一部分理想,我终于可以用篮球论文养家糊口了。我前几年带着妻子去了趟苏州,看篮球比赛,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看到她的高兴劲儿,我比自己成功更知足。后来又到北京,看她在八达岭长城上目瞪口呆的样子,我觉得总算给了他一些补偿,她说跟我受了半辈子苦,如今总算开了眼界了。我说40多年前我到北京“上访”就许愿要带你去北京,我终于实现了这一诺言。

从少年到老年,我一直紧紧追寻我迷恋的篮球,并最终成为我的事业。我自认我的路没有走错,如果我不干业余篮球评论人这一行,如今早已是下岗职工,要为找工作伤透脑筋,要游弋于各招聘的会场屡受打击,还要领国家给的救济金。我的选择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至少从这一点看,我知足了! 我唯一歉疚的仍是,我太痴迷了,太对不起跟我受了半辈子苦的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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