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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着到死的篮球狂徒姚世仁(二)

一个执着到死的篮球狂徒姚世仁(二)

1969年我找了位近郊的农村姑娘时盛英成了家,因为我的经济条件太差,城里女孩儿不可能跟我这样一个穷工人受苦受难。婚后我依然钟情于写篮球论文,给国家体委乃至国务院寄去。其中有一封的信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收”,不知他老人家收到没有。我无暇去参与文革,就是一心想为中国篮球做出理论上的探讨。

1975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工资35元,我爱人没有工作,4口人一天只有1块钱的生活费,我爱人说:“你成天这么写,一分钱也挣不到,你总得顾家啊!” 我没有听她的劝告,反而又想到北京去把我的篮球理论阐述一番,我爱人哭了,说这日子怎么过。我说:“如果我的理论被上面赏识,说不定还能把你们带到北京。”我知道这也是瞎说,要不怎么同意把养家的钱拿出来呢?

我终于找到篮球界的权威、球类司副司长、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代表中国男篮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牟作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阐述必须打紧逼才能发挥中国篮球快速灵活的特点,才能打败“帝修反” 的球队,老人家说美帝的球队才爱打紧逼,我们联防的传统不能丢,他和我辩论交谈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不死心,还想找机会继续向体委阐述我的篮球观点。可我口袋里没有住宿钱,当时北京正在修中国第一条地铁,我便在一个修地铁的工棚住了一晚。我又想去颐和园看看,想到妻子和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我决心省下几毛钱的公共汽车票钱,我从市内走了近50华里才到。玩儿完颐和园我全身像散了架子。我想,我是为阐述我的篮球见解而来,我还是要说服中国篮球界,我狠狠心花几毛钱坐车到国家体委找到篮球处,篮球处处长申恩禄说明天你再来谈吧,其实人家要走个程序,那年头都讲究外调,他们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厂调查我的情况,厂里领导说我不务正业,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想入非非,结果篮球处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见我了。我非常痛苦,为了中国的篮球事业,却报国无门。我依旧不死心,又找到国家体委科研处的原国家女篮中锋杨洁,她耐心听完我对中国篮球战术的看法,诚恳地说,你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你必须带出一支球队证明你的战术是先进的,可是无论国家队还是江苏队都不可能让你带,因为竞技运动不能不讲经历。我仍固执地说,如果交给我,我一定能带好。

1979年改革开放了,我又找到牟作云老先生,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一支专业篮球队,以实践我的篮球设想,牟老听完仍说,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我说最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一位不会游泳的教练却培养出游泳世界冠军,牟老说他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离开牟老家,他让他儿子送我出门,他儿子年龄和我算同代人,他劝我说,这并不是我父亲说了就能算的,你想,你没有打过专业队,哪个专业队会请你当教练啊? 你也应该更现实一些。我又举那个美国游泳教练的例子,他说人家成功并不意味着你也能成功啊。我终于明白,用“上访式”的办法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是不行了,我的确太幼稚了。

我想,我为篮球奋斗挣扎十几年,一事无成,妻子孩子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我不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需要再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我的写作能力自认为还是可以,我要让读者知道我的篮球理论。1981年,我赶到杭州去看全国男篮甲级联赛,我想看完再阐述我的观点。我用拔牙的两天病假赢得外出的时间,可因迷人的篮球超假一天,回工厂险些受到处分。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我又赶到上海去,仍然是用自己的几十元工资节衣缩食换来的。为此,我爱人又哭了,他说我们这三个孩子吃得苦、穿的差,你还有闲心去看篮球,把生活费都搭进去了。我对妻子说,我现在要投入,我早晚要用篮球给家里挣钱,我有一天会成为篮坛教练中的佼佼者或写篮球的大手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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