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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着到死的篮球狂徒姚世仁(一)

一个执着到死的篮球狂徒姚世仁(一)

我的一个朋友姚世仁堪称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程度的篮球狂徒,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按说作为一个球迷对篮球的痴迷胜过一些专业人士很值得尊敬,但我想起他总觉得他不该这样,因为他毕竟不是业内人士,在没有落实谋生手段的时候,把全部感情投入到篮球里有点错位。姚世仁是篮球迷也是个草根评论家,他的篮球寻梦之路,既有与风车搏斗的盲动迷茫,也有篮球守望者的执着顽强,还有自我感觉良好为依托的自信心。他曾经向我叙述了他半个世纪把篮球视为第二生命的甘苦,尽管他辞职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尽管他付出很多却报酬很少,但他丝毫不悔,他唯一带有悔意的一句话是:妻啊,请原谅我这个为篮球不顾家的“狂人”。

我和他长谈过,也曾经给他帮过一些忙,哪怕给他推荐登出一个千字文他都会感激不尽,但我深深知道,他写球评成不了气候,文字功底摆在那里,那不是凭执着能够改变的,可他就是那样想吃篮球这碗饭,直到最终离世,篮球没能帮助他改善生活,反而是篮球界在他去世前为他筹集了一笔看病的费用。

我重新找到与他聊天的记录,他坎坷的一生不能仅仅用执着概括,在我看来完全有点轴瓜了。人要清醒,有些做不到的事情不要不惜一切去做。

不知看完他自述,大家会有什么感觉。人们都叫我篮球狂徒,我姚世仁同意!我这个人似乎从小就爱幻想,就爱大胆作出非常人可以理解的举动。我1962年高中毕业,本可以上个大学。但那时我幻想当作家,并认为要像高尔基一样到底层上“社会大学”,于是就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一经实践谈何容易,那年头连巴金、老舍这样的大家都写不出那个时代需要的“高大全”,更何况我这样的平凡之辈。这个幻想造成的抉择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同学目前大多是高工、教授,我60多岁还是个把档案放在社会上的都市飘泊者,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不拿国家工资发表十几万字的文章也很让我知足了。

幼稚的作家梦搁浅了。在家待业期间,我的一位同学鼓动我去打篮球。我突然发现人在篮球场上的感觉太好了,那么轻松,那么惬意,那么刺激。1964年我就把人生的目标定位在篮球上了。我想我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对篮球又越来越着迷,我可以在篮球理论上闯出条路子。那年我有幸得到一张国家队对南京部队的球票,当我看到马家驿的突破、郗国光的分球、滕大维的打篮下,使我眼界大开,也有了评论的欲望。我当天写了篇《评本届国家队》,给当地报刊送去,我多么希望我的观点能被篮球届评说,被千万球迷阅读。但我失望了。

1965年我才分配到南京造纸厂当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14元,我终于可以吃饱肚子去研究篮球了。我下班后就抱着球上篮球场,晚上挑灯撰写篮球论文。我是厂篮球队队员,我们是一支鱼腩部队,每场都输几十分,我常为此而感到难过,有时在梦中还觉得羞愧。有次和一个强队比赛我得了24分,高兴得至今不忘。我想,我还要有更远大的志向,21岁时我写了一篇《中国篮球发展战略的思考》,洋洋洒洒共1万多字,我引经据典,纵论中外,读起来很是得意,连自己也被感动了,我想若拿到中国篮球管理机构,肯定会有参考价值。我拿了刚发的16元工资,正好够买张车票(慢车)的钱,直奔北京,想为中国篮球献上真知灼见(当然是自我感觉)。但到国家体委门口被拦住,球类司的两位同志下来听我讲了一番,并收下稿子,他们显然没把我的意见当回事,但还是比较客气,并开了张证明,按上访人员到接济处给了我16元车票钱和和2元零花钱,我临走看了一下自小仰慕的天安门便匆匆登上回南京的列车,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上访处还派人跟我到永定门火车站,可能怕我是捣乱分子而逗留不走。我回到南京,报纸登出“5·16”通知,我终于明白“阶级斗争”的风声很紧,才使我按怀疑对象被跟踪。(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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