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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今天邓拓以死抗争诬陷

50年前邓拓因让老百姓少受罪而死

——50年前的今天之三

 50年前的今天邓拓以死抗争诬陷

50年前的今天邓拓以死抗争诬陷

前天我发了“50年前的今天之二”,那就是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整整50年,它的后果立竿见影,很快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各种批斗揭发诬陷。不少人遭到非人的待遇,不堪忍受而自杀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他们身份不同,阶层不同,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我总想,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尽可能记录下那个年月的恐怖,避免再发生那样的全民族灾难。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民间研讨会,会上有人大肆歌颂文革,称那是一个没有腐败的美好社会,甚至说抓四人帮是一次违法的行为,还咬牙切齿地称第二次文革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向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清算。这些义愤填膺者有很大成分是退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怨气,甚至不排除有文革“三种人”,我油然感到为文革翻案的人还有。如果这个底线一旦突破,那将国无宁日。

我今天再记录一个在文革初期失去生命的人,他不是地富反坏右,反而是在1930年就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他就是邓拓,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他愤然自杀于1966年5月18日,今天是他殉难50周年。

关于邓拓的履历我们也不必多说,他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从事中共地下活动。邓拓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引起史学界注意。同年被分配到中共晋察冀边区党校任教,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职。从经历看是一个红色而光荣的履历。

邓拓不仅是党内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还是出色的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鉴赏家。“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贬值了,但邓拓无愧于所有的称号,而且在这些领域里他都是一流的。

邓拓杂文的浓重风格是现实感很强烈,也很有思想的锋芒。邓拓虽然经历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但与大多数工农出身的高级干部不同,在他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两重人格,他固然有坚强的党性原则,有坚定的政治操守,但他同时也是有独立人格、判断能力和有务实精神的政治家,其文风与当时的许多陈词滥调大相径庭。邓拓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浪费劳动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作法,他引用了《礼记·王制篇》中的记载:“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和《周礼》中记载的“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邓拓清醒地指出:古代统治阶级的人物固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也认识到使用民力的限度,他借用管仲的话说:“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强调注意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不要做民力过于勉强的事。可以想见,邓拓做为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滥用民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尤其彭德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直谏而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依然批判谬误,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由于邓拓知识渊博、通晓古今,尤其他有过《中国救荒史》这部学术力作,他已经从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中觉察出中国三年灾难的缘由,他对不少破坏自然规律的愚昧作法发出警告:“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这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邓拓提醒当时的决策者:一是不要一味自以为是天纵之圣,任意做出一切惊天动地的决定;二是如果事实已证明决定错了,就不要一味硬撑下去,坚持错误到底,甚至不断扩大错误;三是错了就要认账,不要一股脑儿地全推给别人(即“健忘症”)。邓拓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和有良心的文化人,他浸透着关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作为党内知识分子,邓拓与当时那些阿谀奉承、肉麻媚上的政客和文痞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政治品格,正如他在《郑板桥和“板桥体”》中说的:“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当奴才!”正是这种独立性,使他对纷纭复杂的形势有一种唯我独醒的气势,这种冷峻的态度是《燕山夜话》的灵魂。《燕山夜话》也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最有价值的杂文。

邓拓曾经被毛泽东评价为“书生办报”,言外之意就是忘记了是党在办报。这是因为早在1956、1957年对于中国经济有过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毛泽东在经济上一直是大跃进思路,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就有严重分歧,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刘少奇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主要是反左反冒进。社论大样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一句:我不看了!邓拓自那时起就给毛泽东留下不听他话的印象,不久便从人民日报总编的位置调到北京市委。

文革最早向他举起屠刀,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便以他为首。5月16日,戚本禹(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全国所有的报刊、广播都把他描绘成推翻社会主义的十恶不赦的黑帮,他只有以死抗争。1966年5月18日,他愤而自杀。

邓拓的夫人丁一岚是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发出声音的播音员,丁一岚回忆那是她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她说:“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恐怖的岁月,居然有人还在盼望着这样的年代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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