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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最后一个成员走了

中央文革最后一个成员走了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穆欣

中央文革最后一个成员走了

   戚本禹在文革中,毛泽东右边的是戚本禹

 

中央文革最后一个成员走了
    戚本禹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8年徒刑

 

50年前,一个新的权力大到超过中央书记处的机构在毛泽东的筹划下成立了。文革如火如荼,境外政治分析家精辟地概括这场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而这个中央文革都由什么人组成呢?

中央文革小组无疑是文革煽风点火的主要源头,成员倒是体现了老中青,老的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后增添陶铸),中则有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青则是戚本禹、姚文元风头最劲。虽然中央文革以整人起家,自身也不断打倒其成员,到了后期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安然无恙并篡夺越来越高的权力。戚本禹则是直升飞机最快倒台也快的一个。

戚本禹确实是文革重炮手,其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风和姚文元珠联璧合,影响了一代造反派。他虽然50年代进入中南海,发迹则在文革前几年,他的文章被毛泽东看了三遍。那时写文章能得到毛泽东屡次表扬是一个文人最大的荣誉,那已经不是文章的好坏,而是神在给一个信徒洗礼。而戚本禹的文章是受毛泽东表扬最多的,连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比不上他。戚本禹给刘少奇政治上判死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笼,已经数次表扬过戚本禹文章的毛泽东再次亲笔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毛泽东竟然和戚本禹商量着做修改,戚本禹在毛泽东心目中又是何等受宠。而他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被毛泽东称为“我看了三遍”,现代人的文章除去鲁迅,还没听说毛泽东会看三遍的。但是就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出风头几个月后,戚本禹以“反革命小爬虫”的罪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这真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可从公布的资料看,也不知道触犯了江青哪一根神经,让一个文革的忠实卫道士成为阶下囚。多年以后戚本禹有了自由,还满怀深情地讲了江青很多好话,他说“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戚本禹回忆江青对他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江青倒台并且在审判中被揭露出大量罪行,戚本禹还对江青大讲好话,说明他的文革情结依然严重。

从历史渊源看,戚本禹并无派系,因为一个十六级干部也很难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级别的领导人有多大瓜葛。

戚本禹是山东省威海市人,出生于1931年,11岁的时候随父亲到上海,进入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年仅17岁就加入中共,是地地道道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写文章颇有才气,按道理可以进一个名牌大学,但急于投身到建国后革命洪流的戚本禹被选送到劳动大学学习(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他具有建国初期先进青年的一切条件:有革命资历、学习成绩好,认真钻研革命理论,做人踏实。所以在1950年5月4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19岁。

如今人们常常开玩笑,在中南海扫厕所都是处级干部,的确,革命青年戚本禹不到弱冠之年就进入中国政坛最高的平台,其前途也不可限量。起初戚本禹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戚本禹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往往要通读上几十遍,戚本禹也因此成为研究毛泽东著作的大专家。 
    可惜戚本禹赶上了一个崇尚斗争的时代,而升迁往往需要用笔去诬陷一些无辜者。野心勃勃的戚本禹为了仕途,开始在用笔杀人的路途上狂奔。应该说,戚本禹的理论功底与文采都强于姚文元,他不像姚文元总是拿一些现实中的作品开刀,而且文风简单生硬,戚本禹则认认真真地钻到史料中,力争做到毛泽东倡导的“古为今用”。他倾心研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由于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为保命流露出后悔与摇尾乞怜的之意,政治敏感的戚本禹预感到,毛泽东要对中共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关进监狱后的表现做个清算,于是尽量把李秀成往叛徒的方面论证。  1963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毛泽东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简直太给力了。几年后,刘少奇被打成叛徒,还有六十一个高级干部被打成最大的叛徒集团,说明 戚本禹的政治嗅觉是十分灵敏的。

戚本禹文革中成了中央领导,他到处插手,到处讲话,到处支持造反派,到处打倒“走资派”。如今看起来他还是太嫩了,不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官儿迷心窍的思维下疯狂行事。196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O事件”,起初把开国上将陈再道狠批一顿,但受到军方的强烈反感,连林副主席也极为不满。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感到,乱什么也不能乱军队,并提出“还我长城”的口号,还把饱受冲击的大军区司令陈再道、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让造反派不敢再批判他们,也是给军队干部吃了宽心丸。

毛泽东用高超的政治谋略安抚了军队,但在这一事件中上窜下跳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就要承担责任了。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王力、关锋很快被打倒,戚本禹暂时逃脱,可见江青还是区别对待的。但1968年1月,戚本禹还是被送进监狱,从文革前夕两年多来疯狂用笔和嘴陷害他人的戚本禹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连吃饭睡觉都不能卸下,他问汪东兴为何这样,汪东兴回答:“不能让你自杀”。戚本禹后来被判18年徒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从中央首长到阶下囚的滋味不言而喻,他本应反省是自己害人太多才罪有应得,但直到他去世前夕,也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公民的权利)。尤其近年来想对文革重新评价者甚嚣尘上,也让他得到极大鼓舞。而关于文革的罪恶以及对文革没有认真研究梳理(比如前几年权力极度失控贫富差别失控)造成的当今社会一系列乱象,也使得文革在有效地蒙蔽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中央文革的最后一个成员走了,对他还是入土为安。天堂里没有文革,他也不会锒铛入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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